在抗战的大后方有一群坚持科研的动物学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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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刘承钊(1900-1976)先生是我国两栖爬行动物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。1934年,他在美国康乃尔大学完成博士论文《中国无尾两栖类第二性征》并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,担任位于苏州的东吴大学生物系教授。1937年,卢沟桥事变爆发,随着日军入侵上海,东吴大学于10月15日迁往浙江湖州。日军再次逼近,学校被迫于11月14日关闭。

  在刘承钊先生的带领下,生物系18位学生和4位教师于15日星夜启程西迁,经过2个多月的长途跋涉,用尽一切办法,尝尽各种艰辛,终于在1938年1月27日抵达西南地区大后方——成都,在华西协和大学复课。这22位西迁的师生里,不少人后来成为著名生物学家,其中刘承钊、刘建康、陆宝麟还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(学部委员)。

  上世纪30-40年代的成都还比较落后,但刘承钊先生却认为这是“无比幸运的机会”,他终于实现了多年来的梦想——有机会在中国西部,邻近青藏高原的自然环境中研究两栖爬行动物。

  到达成都的当年夏天,1938年6-9月,刘承钊先生带领师生在峨眉山开展两栖爬行动物考察,在之后10年时间里,他亲自参与的野外考察达10余次。当时几乎没有科研经费,刘承钊先生就省吃俭用,用省下的工资充当野外经费。通过野外考察,他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,仅在“华西两栖类自然史研究”主题下就发表有12篇论文,报道了14个物种的生活史,仅10年时间就发表27个新种,1个新属,奠定了他成为世界著名两栖爬行动物学家的基础。

  野外考察异常艰辛,甚至可能付出生命代价。1942年5月初,刘承钊先生在四川省昭觉县雁窝塘考察时,当时条件艰苦,不慎患上斑疹伤寒,昏迷近10天,生命垂危。幸亏被人用简易担架从昭觉步行抬到西昌救治,50多天后才逐渐康复。8月初,消瘦的刘承钊先生独自带着几乎是由生命换来的标本,回到成都。通过研究,他从这批标本中发表了8个两栖类新种,其中包括昭觉林蛙Rana chaochiaoensis Liu, 1946。

  昭觉林蛙是蛙科Ranidae、蛙属Rana成员,它的吻部短而钝,背侧褶呈直线或仅在鼓膜上方略弯曲,指尖无吸盘,体背无峰形斑,体色以棕色为主,带有黑色斑点及橘红色小点,栖息于四川、云南、贵州等云贵高原及横断山地区海拔1150-3500米的沼泽、水塘等环境,繁殖期3-10月,随不同产地而异。

  雄性昭觉林蛙没有声囊,在繁殖季节不能发出响亮的鸣叫声;雄性第一指基部具有极为发达的灰色刺状婚垫,具有增加摩擦力的作用,雄性与雌性抱对时,可以利用婚垫牢牢地抱紧雌性而不易被分开。

  1946年,刘承钊先生发表新种昭觉林蛙时,指定正模标本为1942年5月7日采自昭觉县的1号雄性,编号“609”。2009年出版的《中国动物志•两栖纲(下卷)》指出,昭觉林蛙正模标本(“609”号)未能找到,推测是当初记录有误,或标本遗失,因此重新指定同批采集的模式系列标本中“641”号标本为新的模式标本。

  最近,我们有幸查到刘承钊先生亲自记录的野外笔记,“609”号标本虽然也是昭觉林蛙,但采集时间与地点都与发表的信息不符(采于6月29日而非5月7日,采自盐源县而非昭觉县),因此印证了“动物志”的观点,很可能是当时发表时将标本号误记。

  令人欣慰的是,刘承钊先生所采集的大部分标本,以及由他的同事、学生和后辈们所采集的标本,总计超过11万号,如今已妥善保存于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两栖爬行动物标本馆,其中最早采集的标本(1938年)至今已超过80年。这些珍贵的标本,在我国两栖爬行动物学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  1946年4月,刘承钊先生寄送燕京大学(现北京大学)的部分标本记录,其中就包括昭觉林蛙的几号副模标本,如今在北京大学生物标本馆内还能找到 蒋珂

  1976年4月9日,刘承钊先生因心肌梗塞逝世于成都,享年76岁。1992年,刘承钊先生和夫人胡淑琴(1914-1992,也是两栖爬行动物学家)的一部分骨灰按照遗愿被撒放在峨眉山,这是他们到成都后第一次野外考察的地方;另一部分骨灰则安葬在青城山,墓志铭正是刘承钊先生在《华西两栖类》(1950年出版)前言中写下的最能表达自己心声的一句话:“种类繁多、千姿百态的两栖爬行动物,使我忘掉所有的艰难与险阻”。